人类社会文化当作静态的研究对象,而是看作时时与研究者行为、与当下实践发生着密切联系的变化之物。
格雷伯在2011年组织过“占领华尔街运动”,萨林斯则是越战期间“Teach-in”示威的发起人之一(“Teach-in”是一种示威策略,其命名参考“Sit-in”,即静坐示威)。1965年,密歇根大学的教师们连日罢课,反对战争,却遭到保守势力“不尽教育之责”的攻击,教师们不得不开会讨论如何回应。彼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的萨林斯灵机一动,说道:“我知道了。他们说我们逃避责任,我们就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怎么负责的。Let’s teach in instead of teaching out(让我们用教学示威代替授课).等下课之后我们就接手整栋楼,讲一晚上的越南战争。”就这样,密歇根大学的师生们彻夜展开了有关越战的讨论,直至清晨哲学家Arnold Kaufman做完演说后才散去。此后,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、宾夕法尼亚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相继发起了Teach-in运动声援反战。
萨林斯的学术生涯经历了几次转向。早期,他受到人类学家莱斯利·A·怀特的社会-文化进化论影响,而后又在法国学习了结构主义的观点,写出了《历史之岛》。这部著作引发了萨林斯与人类学家Gananath Obeyesekere关于部落民众理性问题的著名论战。Obeyesekere认为,部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并无异处,任何声称有异的论点都可能将前者描绘为非理性的、不文明的,而萨林斯则认为,每种文化或许都有观察并解释事情的不同模式,即属于该文化的独特“理性”,假设部落人与西方人无异,实际上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。进入2000年以后,萨林斯回到对人性的思考,写作了《关于人性的西方幻觉》《向修昔底德致歉》等书。
1965年,密歇根大学的“Teach-in”运动。
就在萨林斯辞世的第二天,太平洋彼岸的另一位人类学家保罗·拉比诺也离世了,享年76岁。
与萨林斯一样,拉比诺也来自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,并生长于人类学的黄金年代。他年轻时师从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·格尔茨,深受象征人类学影响,同时,他也是美国主要的福柯思想介绍者之一,出版了《福柯读本》《福柯 :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》等著作。不过,更让拉比诺声名大噪的是《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》。
在这本书中,拉比诺一反马林诺夫斯基以来人类学民族志力求客观的写作手法,记录了自己的心理变化以及与调查对象的互动等工作细节。长期以来,人类学家的写作以实证性、科学性为标准,拉比诺却以坦诚颠覆了过去的学术方法。他的写作方式参与推动了人类学的反身性,支持者赞扬他成功将田野调查去神秘化,但也有批评者认为,拉比诺的写作方式容易使人类学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。
《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》对人类学提出的更大挑战是,当原有的学术根基动摇之后,人类学能否找到新的进路。比起研究过去发生了什么,拉比诺总是更关注当下。80年代后期,拉比诺开始了生物科学三部曲——《PCR传奇》《法国DNA》《制造未来机器》的写作,基于对这些生物科技案例的考察,他提出了“当代性人类学”。与福柯不同,拉比诺将当代性视作新旧元素的集合交汇,故而它总是新兴而偶然的,要理解当代性,不能只像福柯所指出的那样挖掘过去。目前,中国人类学界对拉比诺的关注和研究还相对较少。
人类学发展至今,萨林斯的许多观点恐怕如他自己所承认的,已然“老旧”,拉比诺是曾是一名叛逆先锋,尝试开拓新的方向,但也有不完善之处。但这些都不妨碍后人学习他们的实践与挑战精神。萨林斯曾经在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协会的一次聚会上发表演讲,他将之称为“饭后娱乐”,后来他将演讲稿以《仍在等待福柯》(Waiting for Foucault, Still)为名出版。这篇演讲以轻松幽默的方式道出了人类学的诸多问题,有闪烁着智慧之光。萨林斯打趣道:“至少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,有两件事是确定的:一,我们终有一死;二,我们都是错的。显然,头一条如果比第二条来得更早,那就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学术生涯了。”治学之路,每个人都终将倒下,没有永恒正确的观点,他们留下的遗产远不是条条框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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